2002年9月4日 星期三

德國天主教暴出性醜聞



德國羅馬天主教感到壓力
BBC記者 摩爾:
繼美國等地之後,德國天主教會成為羅馬天主教會神職人員對兒童進行性侵犯醜聞的最新焦點。
在德國,從大眾化的小報到嚴肅的主流媒體,都充斥著對有關指稱的報道。
德國有兩千七百萬天主教徒,這些指稱給他們帶來很大的衝擊。
記者對自稱曾受到神父性侵犯的一名受害人進行了專訪,據這個受害人說,和其他發生過類似醜聞的國家一樣,德國的天主教會也在試圖掩蓋事實真相。
在科隆大教堂門前,熙熙攘攘的遊客都希望親眼觀賞一下這座著名哥特風格的教堂的風采。現在的教堂雖然只有幾百年的歷史,但是一千多年前,這裡就有教堂存在 了。幾乎三分之一的德國人口都是天主教徒,德國天主教會也一直為自己的悠久歷史感到驕傲,但是近來一系列針對該教會神職人員對兒童進行了性侵犯的指稱強烈 地震撼了教會和教徒們。
斯特凡的遭遇
斯特凡今年25歲了,他的父母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從小就鼓勵他多和當地的神父來往。斯特凡十一歲就開始在教堂給神父作助手。他還記得那名神父給教區裡的孩子們辦了一個俱樂部,常放錄像給他們看,有時還在周末帶他們出去玩。
但是斯蒂芬說,就是這名神父對他進行了性侵犯。
他回憶說:“一天晚上我睡在神父家。他在自己的臥室裡給我支了一張折疊床,離他自己的床大約有一米遠。我睡到半夜,突然醒了,覺得床好像在動,接著我意識到神父正在把我的床往他那邊拉。
據斯特凡說,那晚他遭到了性侵犯。幾年後,他才發現原來他的弟弟也遭到同一個神父的侵犯,神父還給了他弟弟錢,以保證他不聲張。
受到斯特凡指稱的神父所服務的教堂大門緊閉。斯特凡提出指稱後,教會和警方都開始了調查,這名神父已經被停職。
當地居民對這次調查反應不同。一個居民說,“我女兒第一次領聖餐就是和這個神父作的,我一直很喜歡他,覺得他為人開朗,熱心。沒有一點好像藏著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或是不誠實的跡象。聽到指稱,我真是大吃一驚,怎麼也無法相信。”
還有人認為天主教會神父必須禁欲是問題的關鍵,正如一位居民所說:“我覺得天主教會規定神父不能結婚是不對的。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人,為什麼就得一輩子都獨身呢?”
是揭露,還是掩蓋?
德國主教團堅持說,他們正在調查所有的指稱,但是一些代表受害人的團體則指出,教會在試圖把這件事壓下去。
海貝爾就是這樣一個組織的負責人,他說,“醜聞在美國曝光之後,德國也開始揭露出一些問題。在此之前,教會一直都試圖限制負面影響的程度,他們試圖阻止受 害人指控神職人員,把事情壓下去,把出了事的神父換到另一個教區工作。但是這些人到了新的教區往往又會對別的孩子進行性侵犯。”
直到現在,小時候受到侵犯的記憶仍然時時困擾著已經長大成人的斯特凡。他覺得,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鼓勵所有的受害人都站出來。他說天主教會有責任徹底調查所有的指稱。因為到現在為止,教會在這一事件上的反應是遠遠不足的
斯特凡說,“那名神父被派到別的教區工作,但是這遠遠不夠。他應該受到懲罰。他應該被開除出教會,而且重要的是必須保證他再不會和孩子們有任何接觸。”
下個月,德國主教團就近期的一系列性侵犯的指稱進行討論。主教們面臨很大的壓力,要求他們修改規定,對那些性侵犯兒童的神職人員進行嚴懲。這一系列的指稱嚴重的影響了天主教會的形像,而且多數德國人都覺得教會在處理這些指稱方面幾乎毫無動作,令人失望。

2002年7月30日 星期二

人類譜系的基因解讀










人類譜系的基因解讀


⊙ 李輝、宋秀峰、金力




  生物進化論告訴我們,地球上所有生物都是同一起源的,處在同一棵進化大樹的枝枝蔓蔓上。人類這個群體也是這棵大樹上的一部分,屬於動物界─脊索動物門(脊椎動物亞門)─哺乳綱─靈長目(類人猿亞目)─人科。而實際上人科僅僅是為滿足人類自以為超然的主觀願望而設的,人類根本只是猩猩科中的幾個相近屬,黑猩猩與人之間的差距相比其與大猩猩要近得多。所以人類的進化也是與其他生物的進化一樣,符合生物進化論的普遍規律。地球上曾經出現過的人類,究根探底都是同一起源的,這也是進化論的基本原則。現存的人類屬於一個物種,使我們覺得人類很特別、很孤單。其實,從發現人類化石最早的440萬年前起,人類譜系的演化經歷了一個相當曲折多元化的過程。至少有四個屬17種人類物種先後出現,在180萬年前的肯尼亞甚至同時有四個物種生存於同一區域內1。古人類學為我們建立了人類的總體粗線條譜系,最新的現代分子生物學手段又使我們有能力著手構建現代人類的精細譜系,探究現存的人類是怎樣產生、分化和演變的奧秘。









圖 1 根據人類化石推測的系統樹




一 多地區起源說是否一廂情願


  人類經歷了漫長的進化演變歷程,從東非直立人(Homo ergaster)進化到早期智人(H. heidelbergensis, H. neanderthalensis),一直到約10萬年前進化到晚期智人(H. sapiens sapiens),即今天的現代人類。最初的人類可能出現於500到700萬年前的非洲,這一觀點在學術界沒有太多爭議2。然而,現代人類如何發展而來?這疑問一直引起學術界的廣泛興趣,並且爭論持續不斷。目前關於現代人類起源最主要的兩種觀點分別是非洲起源學說和多地區起源學說。兩種假說都認為直立人起源於非洲的東非直立人,然後大致在100萬年前走出非洲,遷移到歐亞大陸。但非洲起源學說認為現代人類起源於10萬年前非洲的第二次遷移,走出非洲以後完全取代了其他地區的古人種。多地區起源學說又稱獨立起源假說,認為世界各地的人類是獨立起源,即由各地的非洲直立人、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東亞直立人各自獨立進化到現代人類的幾大人種(亞種)。


  非洲起源學說自80年代末首次提出後,得到許多考古學證據支持。然而在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東亞地區陸續出土了大量人類化石,這種化石存在形態一致性的延續和在地域上的廣泛分布。因此許多考古學家和古人類學家對非洲起源假說表示質疑,他們認為亞洲與非洲一樣存在著「直立人→早期智人→現代人」的進化演變歷程,因而認為現代人類起源是多地區的。1987年,卡恩(Rebecca Cann)等人運用母系遺傳的線粒體DNA多態性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夏娃假說」,揭開了運用遺傳學方法探索史前人類歷史的序幕3。「夏娃假說」以及對歐洲尼安德特人的遺傳學分析結果都支持非洲起源假說。於是此觀點在考古學及古生物學界引起了軒然大波,這樣就使得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東亞地區成為驗證人類起源模式最受關注的地區。


  值得注意的是,多地區起源說也很難解決進化論方面的悖論。生物進化中常常是在生存條件好的時期發生大量物種,當環境改變時則物種大量滅絕。所以淘汰的物種是絕大多數,存活的是極少數。這100萬年來,亞歐大陸幾段生存環境惡劣的時期足以淘汰與其他動物生存能力沒多大差異的古人種,各地的人種為何都要存活下來了,而不是與其他生物一視同仁地遵循進化論的淘汰法則?兩個物種在分開後,必然是隨著時間的久遠,差距越來越大。但是按多地區起源說,人類卻很奇怪,即便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沒有物種的差別,他們在這100萬年裡非但差距沒有變大,而且還變小了,甚至100萬年的差距還不足以使各人種產生生殖隔離。人類又特立獨行地違反進化論的距離法則。我們不禁要問,多地區起源說為人類勾勒的進化路徑,是否太一廂情願了?


二 源於非洲的現代人譜系


  「夏娃學說」引起了許多爭議,但是隨著遺傳學技術的不斷成熟,這些爭議陸陸續續地塵埃落定。運用遺傳學技術研究人類群體的進化,就是利用一些遺傳標記來追溯人類群體起源遷移事件發生的大致時間及路線。目前研究早期人類進化和遷移最理想的遺傳標記,公認是Y染色體擬常染色體非重組區段的SNP標記(NRY)4。這是由於人體內只存在一份父系遺傳Y染色體非重組區,可以有效地排除交換重組的混血干擾;同時SNP突變率低更能穩定地遺傳,可以忠實地記錄進化事件;再由於以單倍體存在的Y染色體,其有效群體大小只有常染色體位點的1/4,所以易產生人群特異性的單倍型。


  2001年斯坦福大學的昂德希爾(Peter A. Underhill)等人利用變性高效液相層析技術(DHPLC),分析得到了218個Y染色體非重組區(NRY)位點構成的131個單倍型,在對全球1,062個代表性個體考察結果顯示明顯的群體親緣關係5。這是目前遺傳學技術發展的可用於人類進化和起源研究最多的遺傳標記,通過對這218個NRY在全世界各地區代表群體中多態性分布清晰展示了現代人類的種群大致聚類樹。









圖 2 Y 染色體非重組區(NRY)單倍型系統樹(最大簡約法)




  圖2展示的系統樹從上到下代表了分支產生的早晚。很顯然,最早的分支都發生在非洲人群中,而後再分出歐洲和亞洲。美洲和澳洲的分化都發生在亞洲的分化之下。這說明人類從非洲人群分出歐洲和亞洲人群,美洲和澳洲人群又起源於亞洲人群。這就是與「夏娃學說」相印證的「亞當學說」。根據突變的速率計算出來的非洲人群分化出歐亞人群的大致時間是十多萬年。


三 東亞現代人群起源


  對東亞人群的起源,爭議一直頗多。許多古人類學家至今堅持東亞也是現代人的一個發源地,但是遺傳學的研究越來越不支持這種觀點。


  1998年褚嘉祐等人利用30個常染色體微衛星位點(Microsatellites)分析了28個東亞人群,包括漢族的南北人群的遺傳結構,結果都支持現代中國人來源於非洲,並經由東南亞進入中國大陸6。由於微衛星位點突變率較高,對研究較久遠的人類進化事件和人群遷移有一定的局限,因此來源東亞地區的資料並不能令人信服排除多地區起源的假說。


  1999年宿兵等人7利用19個Y-SNP 構成的一組Y染色體單倍型,這19個Y-SNP覆蓋了所有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群體具有的單倍型,用這一套單倍型來系統研究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人群的起源和遷移。這一研究將克服褚嘉佑等人的研究因使用常染色體微衛星標記和樣本量少帶來的遺憾。研究的樣本量為925份個體,包括中國少數民族和各省份的漢族個體、東北亞群體、東南亞群體和來自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群體。









圖 3 東亞地區晚期智人遷移路線




  在由19個位點組成的16個單倍型中,一半為東亞人群特有的單倍型。這一明顯的群體特異性為研究人群遷移和人群間基因交流提供了理想的工具。研究發現南方人群的基因多樣度高於北方人群,各人群的遺傳多樣度按東南亞非漢族人群、南方漢族人群、北方漢族人群、北方非漢族人群排列逐漸下降。而且南方的單倍型種類包括北方所有的種類。這種單一的梯度格局提示了一種重要的資訊,因為突變發生時間遠早於遷徙事件,這些突變不是在遷徙後形成的,所以遷徙應該是順著梯度下降的方向進行的。這揭示人類進入東亞始於南方。東南亞群體中的單倍型幾乎涵蓋全部中國和東亞的特異單倍型,因此東南亞可能是早期由非洲遷來的人群進入東亞的第一站,從那兒開始中國人的祖先從東南亞進入中國南方,而後越過長江進入北方地區。這一發現與線粒體DNA單倍型分布相符。


  在東亞群體的Y染色體多態性分析時發現有兩個關鍵的突變位點與東亞群體的非洲起源及隨後的遷移密切相關。所有現代東亞人的Y-SNP單倍型均來自較晚發生的突變,更早的類型僅非洲群體所特有。因此研究認為在所有被觀察的739個東亞個體全部來自非洲,這揭示走出非洲的群體有可能是完全代替東亞的當地群體,這種可能性只有進一步擴大東亞人群的研究樣本量才能證實。誠然,東亞地區在地質史上是很特殊的,據認為冰川期氣候在中國南方仍能適應大型哺乳動物生存繁衍,而中國古人類化石有連續性特徵。雖然這些證據仍有爭議,但很難否認會有少數10萬年之前的中國「原住民」(早期智人Homo sapiens)與後來出於非洲經由東南亞進入中國的「新移民」(晚期智人)共同構成了現代中國人的祖先。


  2000年柯越海等利用了M89、M130和YAP這三個古老的Y-SNP,對來自中國各地近12,000份男性隨機樣本進行了基因分型研究8。其目的就是在擴大東亞地區樣本量的基礎上看這種即使存在也貢獻率極少的不完全取代的可能性。所選擇的三個Y染色體多態型M89、M130和YAP是在 M168突變型的基礎上產生的三個突變類型。據認為M168是人類在非洲時產生的突變型,其原始型僅出現在東非人群,除非洲以外的現代人及部分非洲人都帶有M168的突變型。M168是現代人類單一起源於非洲的最直接證據。非洲以外地區沒有發現個體具有比M168更古老的突變型例子。該項研究結果顯示萬多份樣品無一例外具有M89、M130和YAP這三種突變型之一,並沒有發現個體攜帶有以上三種Y-SNP突變型之外的類型,也沒有出現破化系統樹的單向性的同時具有M89、M130和YAP突變的個體。這一結果與非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基因分型結果是一致的。因此研究顯示了Y染色體的證據並不支持即便是對中國現代人起源可能起著極小作用的多地區起源假說。


  因此,遺傳學研究尤其是Y染色體證明,東亞的現代人具有共同的非洲起源9,大致在距今18,000-60,000年前最早的一批走出非洲的現代人進入東亞的南部,然後隨著東亞的冰川期結束,逐漸北進,進入東亞大陸。另一支遷移的路線從東南亞大陸開始,向東逐漸進入太平洋群島。


  至此,對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東亞現代人群體的一系列遺傳學研究,填補了過去在現代人類起源研究中缺乏東亞人群資料的情況,同時,通過線粒體、常染色體和Y染色體微衛星標記和單核酸多態性等多種遺傳標記和分型手段對東亞群體的廣泛研究,均表明現代東亞人群來自於非洲,支持非洲起源假說10









圖 4 東亞地區發現的人類化石年代分布顯示出的化石斷層




  多地區起源假說對東亞地區提出質疑的依據是東亞尤其中國大陸發現的大量化石和考古學遺物11。然而在最重要的化石證據上確實出現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地區的化石斷層,而且是在現代人起源的關鍵時期,即4-10萬年之間。遺傳學的解釋認為這種化石上出現的斷層並非偶然,是由於東亞大陸在這一時期大量的生物物種滅絕造成了這種斷層,因為6-10萬年前的人類化石斷層與第四紀冰川期在該地區存在時間大體相符。解釋這一現象的可能原因是由於在距今5-10萬年前第四紀冰川的存在,使得這一時期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東亞地區絕大多數的生物種類均難以存活。在冰川期結束後,非洲起源並經由東南亞由南及北進入中國大陸的現代人成了這塊領地的新居民。


四 分化年代估計──STR顯示的遺傳距離


  為了估計早期現代人類進入中國的年代,宿兵等對含三個在漢族─藏緬民族中較多的單倍型(H6、H7和H8)的個體用三個微衛星標記位元點DYS389,DYS390和DYS391進行基因型分型12。這一研究共篩選並分析了160個攜帶有M122突變漢族特異性單倍型的個體。


  根據祖先有效群體大小(Ne),微衛星標記的突變速率(μ),群體中積累的突變數目(V),對人群分化事件發生年代有一公式可以計算:








t = -Ne ln(1-V/Ne μ)

該公式適用於經歷了一次較強的瓶頸效應後產生快速增長的群體13,即從母群體中分化出一小部分人群,再增殖成子群體。對於公式中有效群體大小的估算,目前普遍接受的現代人男性的有效群體大小為5,000-10,000。因為考慮到亞洲群體比非洲群體的遺傳多樣性要小,亞洲男性群體的有效個數被定為750-2,000,突變率為0.18%,20年為一代。









圖 5 漢藏語系人群的起源及遷移示意圖




  據此在全部研究過的含M122突變的群體中得出M122C突變發生的年代大致是在 18,000-60,000年前,在漢族和藏緬民族的M122突變個體中計算得出兩者的分野為5,000年(此年代由DYS390推算而得,是三個微衛星位點年代中最大的)。一般而言,單純從遺傳學角度對古代人類的群體遷移和基因突變年代的精確估算困難非常大,因為在上述公式中有效群體大小和突變率的估計帶來的偏差直接影響結果,但作出這樣的年代估算與體質形態學和考古學在齒型、石器和化石的發現相符。考古學研究表明涵蓋中國北方地區的北亞人種特有的 Sinodont齒型發生在18,000-25,000年前,而這種齒型是由東南亞地區的類Sinodont齒型演變形成的,這與我們用公式推算出的 M122C發生年代下限是相符的。此外,在西伯利亞、貝加爾湖和阿爾泰地區近來的考古學研究表明,這一地區的人類石器文明出現在 25,000-45,000年前。如果西伯利亞和整個東亞群體由非洲起源並經東南亞遷移而形成,那麼現代人類進入東亞地區應該在北亞出現石器文明之前。認為M122C突變估算年代的上限60,000年前更接近於事實了,因此研究認為18,000-60,000年是早期現代人遷入東亞所造成的瓶頸效應的年代。據此,該研究認為隨著冰川期逐漸消亡,非洲起源的現代人約在六萬年前從南方進入東亞,在以後的數萬年中逐漸向北遷移,遍及中國大陸,北及西伯利亞。大約在8,500年前,在經歷了漫長的蒙昧時期後,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最早的中華文明開始在黃河中上游地區萌芽。


  研究者對於世界人群分化年代的估算也作了大量的工作。坦普爾頓(Alan R. Templeton)在今年3月的《自然》(Nature)總結了這方面的研究結果14。由於不同的遺傳突變記錄了不同的事件,他發現,現代人走出非洲並不只是一次。至少在84萬年到42萬年前就已經有少部分人走出非洲了。而以線粒體及Y染色體估算,絕大部分人類走出非洲的時間是15萬年到八萬年前,之後又發生了幾次人群的回流和進一步擴張。與現代人完全取代古人類不同的是,一批批走出非洲的現代人相互融合,構成現代的世界人群。


五 精細的人群淵源分析


  遺傳學研究人類譜系達到較精細的程度,就會對發現複雜的人類群體很難找到頭緒。語言學研究以其翔實的材料和客觀嚴謹的方法把人群進行了系統分類,為遺傳學研究提供了最理想的線索。東亞地區人群主要分為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侗台語系、苗瑤語系、南亞語系以及南島語系六個系統,其中漢藏語系無疑是很重要的。特別是關於漢藏語系的起源,以及漢語族與藏緬語族的關係問題,引起學術各界的廣泛關注。錢亞屏等15和宿兵等16在 2000年分別報導了對於漢藏語系不同群體的遺傳學研究,結果表明:漢藏語系群體的祖先最初來源於東亞的南部,在約20,000到40,000年前,一個攜帶Y染色體M122突變的群體最終到達了黃河中上游盆地,然後在約10,000年前,由於粟穀農業的出現,新石器文化開始在這個地區發展起來。人口的增長使群體必須擴增新的居住地,這樣在約5,000-6,000年前出現了兩個語族的分野。其中一個亞群,被稱為前藏緬語族群體,離開黃河流域,向西及向南遷移,最後在喜馬拉雅山脈南北居住下來。這次遷移就是沿著著名的「藏緬走廊」進行的,這條通道始於黃河上游地區,向西到達青海省,向南到達喜馬拉雅山脈。其中景頗語支一直向南,穿過喜馬拉雅山脈到達今天的緬甸、不丹、尼泊爾、印度東北及雲南省的北部。在與一支來自中亞或西南西伯利亞帶有YAP突變的群體發生大範圍混合後,藏語支向喜馬拉雅進發並最終擴散到整個西藏。緬彝及克倫語支向南到達雲南西北部,最後到達越南、老撾及泰國。在這5,000年中,另一語族,即漢語族主要向東向南擴增,最後在中國各個地區居住下來。


  南島語系的起源問題也是學術界和大眾都很關心的問題。這個語系的人群分布在整個太平洋和印度洋島嶼和大陸邊緣。關於太平洋中群島上的波利尼西亞人群的起源,有兩種流行的假說。第一種稱為「快車」假說,認為4,000-5,000年前從南部中國向東的一次快速遷移,第一站到達台灣,然後到達包括波利尼西亞的太平洋群島,即認為波利尼西亞起源於台灣。第二種假說認為附近的密克羅尼西亞是波利尼西亞起源地。2000年,宿兵等17利用Y染色體研究結果否定了以上兩種假說,認為東南亞的現代人類有部分到達台灣,另有部分1,500年前進入太平洋群島,到達波利尼西亞(這可能是在史前人類最遠的一次遷移),兩支遷徙毫無關係,在遺傳向量距離上也截然相反。


  最近的研究提供了越來越多的群體的精細資料,使得東亞的六系人群之間的關係漸漸浮現。根據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中心的最新資料,這六個系統之間的親疏關係很有可能符合下面的結構。









圖 6 東亞人群系統間可能的親疏關係




  儘管對於澳大利亞土著群體和東亞人群(包括講南島語的太平洋群島)的遺傳關係依然不很清楚,但從Y染色體和常染色體的證據顯示他們從非洲起源後獨立遷移的兩支群體。


  由此可見,Y染色體研究可以分析許多精細的結構。相比之下,線粒體的資料就遜色得多了。線粒體上用得最多的兩個區段是D-loop和Region V,但是兩者的突變都太古老,在人類走出非洲之前就全有了。D-loop上CRS標準序列是歐洲人最常見的,但在我國南方也佔到10%多的比例,其他序列類型也是只具有大致的人種分類意義。Region V中有9bp的重複,根據重複數分 I 型、II 型和 III 型,II型最多,III 型很少,I型的比例相對意義較大。在東亞人群中, I 型在北方較少,長江以南較多,向南又少,到太平洋又劇增,很難說明甚麼問題。故而,線粒體一般很少用作局部人群的結構分析。


六 中亞人群向歐美的擴張


  對於東亞以外的歐亞大陸其他地區及美洲群體的起源及遷移的遺傳學研究,其中兩個重要地區是中亞及西伯利亞。韋爾斯(R. Spencer Wells)18在對歐亞大陸的研究表明,中亞是歐亞大陸群體中遺傳多樣性最高的地區。這個地區是兩次主要遷移浪潮的起源地,一次是向西進入歐洲的遷移,一次是向東進入美洲的遷移。在研究過的所有歐亞群體中,中亞群體是歐亞大陸上最古老的群體,它具有最高的遺傳多樣性,尤其是烏茲別克群體,具有非常均一的各種單倍型頻率。


  中亞群體向北遷移至西伯利亞後,其中一支向東遷移至美洲。宿兵等19的研究認為,美洲群體的祖先是西伯利亞群體。西伯利亞的Y染色體類型的多樣性比美洲高,這個發現與華萊士(Douglas C. Wallace)等1985年的研究結果一致。從西伯利亞向美洲的遷移有兩次,第一次是從南西伯利亞進入美洲大部分地區,第二次是從東西伯利亞到北美,這可稱之為兩步模型。而格林伯格(J. H.Greenberg)等1986年用語言、牙齒及遺傳學證據提出了關於美洲人群起源的三步遷移模型,區分印第安、納丁(Na-Dene)及愛斯基摩─阿留申群體的來源,線粒體的研究證據支持此模型。宿兵等202000年的研究發現M130T是一個亞洲特異等位基因,在東亞有廣泛的分布,並在西伯利亞下阿穆爾河流域及鄂霍次克海地區達到最高頻率。M130T是起源於東亞的南部群體,穿過中國大陸,在15,000年前到達西伯利亞,並最終進入美洲21


  中亞群體向北遷移至西伯利亞後,其中一支向西遷移至歐洲。普遍認為,歐洲現在群體是在舊石器時期(約45,000年前)及新石器時期(約10,000年前)這兩個時期組成,從近東遷移至歐洲西部及北部22


  綜上所述,一系列對歐亞大陸及美洲群體的研究表明,中亞地區是西伯利亞、美洲及部分歐洲地區群體的祖先。中亞群體向北遷移至西伯利亞後,一支向東遷移至美洲,另一支向西遷移至歐洲23。這些結論應進一步與線粒體、常染色體位元點的資料結果進行比較、驗證。


七 結 語


  雖然,諸多遺傳學證據支持非洲起源假說,但對最終揭示現代人類起源和遷移問題依然有許多工作要做,仍需要許多化石方面的確鑿證據來支持,需要解釋考古學、古人類學方面的質疑。況且,遺傳學本身對現代人類起源於非洲的問題仍有許多說法不一的觀點和研究結論24。 2000年瑞典烏普薩拉(Uppsala)大學英曼(Max Ingman)等人通過線粒體DNA多樣性研究了53名來自不同地區、種族、文化的群體,聚類分析發現現代人確實起源於非洲。但2001年1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索恩(Alan Thorne)等人研究顯示,現代人類並非像普遍認為的那樣直接起源於共同的非洲祖先,而是有可能由不同地區的古人類分別演化而來。研究是從1974年在澳東南部新南威爾士州蒙戈湖(Lake Mungo)附近的距今約六萬年前人類遺骸成功提取了線粒體DNA,這是迄今為止從古人類遺體中提取出的年代最為久遠的DNA。在對提取出的DNA線粒體進行分析後發現,它與在世界其他地區發現的、據認為是源自非洲的早期現代人類的古老DNA在遺傳上沒有聯繫。這一結果表明,在澳大利亞出現的早期現代人,其演化路線獨立於非洲古人類之外。英曼的新發現質疑了目前學術界流行的「走出非洲」理論。他們提出名為「地區連續性」的現代人類起源新理論認為,起源於非洲的直立人在過去150萬年間不斷遷徙到非洲以外的其他地區,並形成不同分支,這些分支通過混血繁衍,在10萬到15萬年前分別在非洲、歐洲、東亞和西亞等地進化為現代人。


  由此看出,現代人類的起源可能要比想像中複雜得多,無論是遺傳學界還是考古學界的學者都仍將在這一領域繼續爭論、不斷地探索,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們對在不遠的將來最終揭示史前波瀾壯闊的人類歷史的信心。







































































































註釋
1Ian Tattersall:〈我們人類曾經並不孤獨〉,《科學》,2000年第5期,頁8-14。
2Xinzhi Wu, et al., Human Evolution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Ann Gibbons, "Homo erectus in Java: A 250,000-Year Anachronism", Science 274, no. 5294 (1996): 1841-42;吳新智:〈20世紀的中國人類古生物學研究與展望〉,《人類學學報》,第18卷第3期(1999),頁165-71;吳新智:〈中國遠古人類的進化〉,《人類學學報》,第9卷第4期,頁312-21。
3Rebecca L. Cann, Mark Stoneking, Allan C. Wilson, "Mitochondria DNA and Human Evolution", Nature 325, no. 6099 (1987): 31-36.
4L. B. Jorde, et al., "The Distribution of Human Genetic Diversity: A Comparison of Mitochondrial, Autosomal, and Y-Chromosome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66, no. 3 (2000): 979-88; Russell Thomson, et al., "Recent Common Ancestry of Human Y Chromosomes: Evidence from DNA Sequence Dat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97 (2000): 7360-65; Michael F. Hammer, "A Recent Common Ancestry for Human Y Chromosomes", Nature 378, no. 6555 (1995): 376-78; Michael P. H. Stumpf , David B. Goldstein, "Genealogical and Evolutionary Inference with the Human Y Chromosome", Science 291, no. 5509 (2001): 1738-42.
5Peter A. Underhill, et al., "Y Chromosome Sequence Vari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Human Populations", Nature Genetics 26, no. 36 (2000): 358-61; Peter A. Underhill, et al. "The Phylogeography of Y Chromosome Binary Haplotypes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Human Populations", Annals of Human Genetics 65 (2001): 43-62.
6J. Y. Chu, et al., "Genetic Relationship of Populations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95 (1998):11763-68.
7Bing Su, et al., "Y-Chromosome Evidence for a Northward Migration of Modern Humans into Eastern Asia during the Last Ice Age", Annals of Human Genetics 65, no. 6 (1999): 1718-24.
8Yuehai Ke, et al., "African Origin of Modern Humans in East Asia: A Tale of 12,000 Y Chromosomes",Science 292, no. 5519 (2001): 1152-54.
9Li Jin, Bing Su, "Natives or Immigrants: Modern Human Origin in East Asia", Nature Genetics Reviews 1 (2000): 126-32;柯越海等:〈Y染色體單倍型在中國漢族人群中的多態性分佈與中國人群的起源及遷移〉,《中國科學》C輯,第30卷第6期(2000),頁614-20。
10Yuan-Chun Ding, et al.,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History in East Asi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97, no. 25 (2000): 14003-14006; Alison S. Brooks, Bernard Wood, "Palaeoanthropology: The Chinese Side of the Story",Nature 344, no. 6264 (1990): 288-89;翁自力等:〈中國人群遺傳結構分析〉,《人類學學報》,第8卷第3期,頁261-68;S. W. Ballinger, et al., "Southeast Asian Mitochondrial DNA Analysis Reveals Genetic Continuity of Ancient Mongoloid Migrations", Genetics 130 (1992): 139-52.
11Milford H. Wolpoff, John Hawks, Rachel Caspari, "Multiregional, not Multiple Origins",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12, no. 1 (2000): 129-36.
12;16 Bing Su, et al., "Y Chromosome Haplotypes Reveal Prehistorical Migrations to the Himalayas", Human Genetics 107 (2000): 582-90.
13Li Jin, et al., "Mutation Rate Varies among Alleles at a Microsatellite Locus: Phylogenetic Evidence", 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93(1996):15285-88.
14Alan R. Templeton, "Out of Africa Again and Again",Nature 416, no. 6876(2002): 45-51.
15Yaping Qian, et al., "Multiple Origins of Tibetan Y Chromosomes", Human Genetics 106 (2000): 453-54.
17;20 Bing Su, et al., "Polynesian Origins: Insights from the Y Chromosome", 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97, no. 15(2000): 8225-28.
18R. Spencer Wells, et al. "Pattern of Y-Chromosome SNP Diversity in Central Eurasia". (Submitted)
19Bing Xu, Xiufeng Song, Yuehai Ke, "Genetic Evidence for an East Asian Contribution to the Second Wave of Migration to the New World",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67, no. 4 (2000): 237.
21A. W. Bergen, et al. "An Asian-Native American Paternal Lineage Identified by RPS4Y Resequencing and Microsatellite Haplotyping", Annals of Human Genetics, 63 (1999): 63-80.
22Ornella Semino, et al., "The Genetic Legacy of Paleolithic Homo sapiens sapiens in Extant Europeans: A Y Chromosome Perspective",Science 290, no. 5494 (2000): 1155-59; Lucia Simoni, et al., "Geographic Patterns of mtDNA Diversity in Europe",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66, no. 1 (2000): 262-78.
23David Comas, et al., "Trading Genes along the Silk Road: mtDNA Sequences and the Origin of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63, no. 6 (1998): 1824-38; Anna Perez-Lezaun, et al., "Sex-specific Migration Patterns in Central Asian Populations, Revealed by Analysis of Y-Chromosome Short Tandem Repeats and mtDNA",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65,no. 2 (1999): 208-19.
24Rosalind M. Harding, et al., "Archaic African and Asian lineages in the Genetic Ancestry of Modern Humans",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60, no. 4 (1997): 772-89; Eugene E. Harris, Jody Hey, "X Chromosome Evidence for Ancient Human Histories", 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USA 96, no. 6 (1999): 3320-24.




李 輝 男,1978年生,上海奉賢人,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遺傳學與遺傳工程系獲學士學位,現於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研究中心攻讀博士學位。對南方民族作了多年的田野調查,研究民族遺傳結構、體質特徵的遺傳分析。


宋秀峰 女,1974年生,新疆烏魯木齊人,新疆大學普通生物學專業獲學士學位,復旦大學遺傳學研究所獲碩士學位,現於復旦大學現代人類學研究中心攻讀博士學位。主要研究中國北方人群的遺傳結構。


金 力 男,1963年生,浙江寧波人,復旦大學生物系遺傳學專業學士,復旦大學遺傳學研究所與德克薩斯大學聯合分子進化學專業碩士,德克薩斯大學(休士頓) 醫學生物學/遺傳學專業博士,斯坦福大學醫學院醫學遺傳學博士後,現為辛辛那提大學與復旦大學教授。


2002年5月3日 星期五

香港警方調查天主教性醜聞




香港各界要求羅馬天主教嚴正處理性侵犯兒童事件
繼羅馬天主教香港教區承認有神職人員牽涉性侵犯兒童案件後,香港警方隨即展開調查,香港各界則對天主教人員的性醜聞反應強烈。
香港警方發言人周五(5月3日)表示,他們沒有接到受害者或其家人的投訴,但他們將向香港教區的領袖了解情況。
信奉天主教的香港政府第二號人物、政務司司長曾蔭權表示,神職人員性侵犯兒童事件是違法和不幸的。
各界反應強烈
另一方面,香港媒體對這起性醜聞表示震驚,並要求天主教作出嚴正處理。
《明報》發表社論說,梵蒂岡和香港教區的主教都譴責戀童癖,但卻沒有把涉案的神職人員交給警方處理,“有姑息之嫌“。
《成報》社論說,天主教神職人員性侵犯兒童是嚴重的刑事罪行,三位曾涉嫌犯案的神職人員只是接受“內部處分“,使人失望。
《星島日報》社論敦促天主教正視神職人員對兒童性侵犯的事件。
《太陽報》則要求天主教會“清楚交待這些性醜聞“,並質疑天主教會是否有意隱瞞事實。
香港羅馬天主教教區周四(5月2日)發表聲明證實有三名神父在過去27年中犯有性侵犯兒童罪行,他們已經遭教會當局內部處分。
香港教區的聲明說,香港教區已經按照羅馬天主教法律處理有關案件,並且已經向受害人家屬道歉,提供心理和金錢上的援助與支持。

2001年1月31日 星期三

邪教害死人 教訓血淋淋

[2001-02-01] 邪教害死人 教訓血淋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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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年三月廿日,日本「奧姆真理教」發動東京地鐵沙林毒氣襲擊,大批傷者待援。


 ●踏入廿一世紀,當人類沉浸於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帶來的物質豐裕的喜悅時,卻往往忽略了社會科學 與時並進的重要性。面對暫難解答的宇宙奧秘,或是社會、經濟變遷,往往亦是邪教乘虛而入之時。邪教妖言惑眾,反社會、反人類、反科學的所作所為,給社會、 家庭、個人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


 近廿年間,世界各地的邪教組織發展迅速,據統計,全球目前有多達三千多個邪教組織存在。邪教組織所散佈的末世、恐懼、憎恨、棄絕社會等異端邪說,已經造成不少集體自殺、危害他人、破壞家庭倫理關係的悲劇。


 香港作為言論自由的國際大都會,更易成為邪教滋長的溫床,人們對此切勿掉以輕心。


美邪教組織製造自殺慘案


 正當中國政府嚴厲取締聚眾鬧事、破壞社會安定的邪教「法輪央v組織之際,以西方民主典範自居的美國 卻屢屢發出干預之音。而事實上,美國本身亦備受邪教困擾,在美活動的邪教組織多達千個,聯邦調查局、軍警亦曾以坦克、直升機重擊邪教組織,怎不叫人質疑美 國對邪教是否有雙重標準。亞洲鄰國日本對邪教一樣深惡痛絕,甚至運用法律手段,窮追猛打「奧姆真理教」等邪教組織。


 近十多年來,世界各地的邪教十分猖獗。七年前美國加州聖菲莊園內有卅九人受邪教毒害集體自殺事件。 進入九十年代,西方國家接連發生多宗邪教教派人士集體自殺的慘劇。九三年四月十九日,美國聯邦調查局探員包圍得克薩斯州韋科市市郊邪教「大衛教派」的莊園 五十一天之後,發射催票u逼屋中人投降,六個鐘頭後,莊園起火,教派領袖科里什和八十名追隨者,不是葬身火海便是中槍身亡。最為慘不忍睹的邪教集體自殺事 件、發生於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邪教「人民聖殿教」牧師在圭亞那命令九百多名追隨者喝下混和氰化物的葡萄汁集體自殺。


 廿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西方國家邪教組織不斷出現,儘管派系不一,林林總總,但都是歪理邪說下的 一種極端邪惡的勢力。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通過「造神」、「立說」、「結社」、「斂財」等,建立「秘密王國」,以神權加教權的統治,操縱邪惡勢力,危害民眾 生命安全,破壞公共秩序和社會穩定。


 以日本「奧姆真理教」的教主麻原彰晃為例,他把自己說成是上帝或神靈的替身,使信徒深信不疑,死心塌地地盲目相從,以便他隨心所欲地操縱一切。


 麻原彰晃還藉「世界末日」之說向信徒斂財。日本「奧姆真理教」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五年的六年間,資產擴大了二百五十倍,達一千億日圓。


 「奧姆真理教」還介入和影響國家政治。它們創辦報刊,宣傳自己的綱領和主張,吸納軍警人員和政治家 參加其組織,陰謀奪得政治權力,控制某一地區,甚至想控制政府。「奧姆真理教」曾成立「真理黨」參加日本的大選,其內部組織模擬日本國家體制,有憲法和武 裝,妄圖建立以「奧姆佛法」為基礎的自治國家,以「太陽寂靜國」代替日本國。由於政治上的野心和危害,與社會的磨擦不斷,該邪教參與的恐怖案件層出不窮。 他們製造並使用武器、毒氣、毒品,勾結暴力團伙,攻擊、綁架、暗殺、監禁退教者及無辜百姓,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九五年三月,他們發動東京地鐵沙林毒氣襲 擊事件,造成大批無辜乘客死傷,墮落成如假包換的暴力恐怖集團。


 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運用法律武器,限制、取締邪教。日本有關當局對製造「沙林」恐怖事件的「奧姆 真理教」依法制裁,逮捕了教主麻原彰晃和大批骨幹分子;引用《破壞活動防止法》和《宗教法人法》解散該教,取消其宗教法人資格;根據《破產法》凍結其全部 財產。其後,日本內閣更制定並通過《奧姆對策法案》,進一步限制「奧姆真理教」的活動,防止其死灰復燃。


 美國也曾制定抑制邪教的專門法律,嚴密控制邪教的流傳和影響。一九八五年,美法庭以嚴重違反移民法 等罪名,將來美搞靈性復興運動的原印度邪教教主拉傑尼希課以罰款並將其驅逐出境,使該教在美國的勢力得以基本清除。馬來西亞等國引用反騷亂法令,將邪教活 動消滅於萌邪狀態。西方一些國家設立專門機構,如「反邪教局」、「觀察站」等,配備熱線電話,負責收集邪教組織的情報,密切關注邪教組織的動向並制定對付 措施。法國國會邪教調查委員會制定了關於邪教組織的十條參考標準,提醒人們認清邪教;法國有關部門加強企業的職業教育,提防邪教魔爪伸入,特別注重防止其 「以金錢捧出政府候選人」。德國政府明文規定,禁止「科學教」組織的成員從政任職。歐盟議會每年定期公布邪教情況,以提醒各國對邪教進行制約。


香港有邪教 前車不可忘


 在香港,涉及邪教的事件時有發生,像「青龍教」、「天道神教」、「天父的兒女」等邪教,犯下了誘騙婦女「賣肉獻金」等罪惡勾當,最終都招致政府、警方介入處理。


 有研究邪教問題的專家指出,香港是個匯集中西文化的國際城市,不同宗教、種族都可以和睦相處,言論 自由,香港人亦較容易接受新思想,因此,邪教有更多乘虛而入的空間,其造成的危害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重視。他分析,香港有宗教、言論自由,只要不幹犯刑事罪 行,道德上的犯錯無人理會,警方亦難以監管,所以,邪教容易在香港滋長的擔心並非杞人憂天。他說,在香港這樣一個特定的社會環境下,亦容易成為邪教滋生的 溫床。由於香港的父母大都需要外出工作,家中小孩乏人照顧,心靈空虛,很容易墮入邪教甜言密語的圈套。尤其當社會存在不穩因素,或危機感時,社會上一部分 人就容易受邪教迷惑。而一旦誤入邪教,要脫離並非易事。在國外,便有家長以強硬方法逼子女脫離邪教,結果造成自殺的悲劇。所以,平時多關心子女、家人,是 防止誤入邪教的有效方法。


 本港以往揭發多宗涉及邪教活動的罪案,人們或可從中獲得借鑑。本港警方在九六年九月廿五日於深水步 長沙灣道四十二至四十四號一單位偵破一個打著茅山招牌,設立神壇誘騙無知婦孺的「青龍教」邪教組織。警方除搗破該邪教神壇外,亦突擊搜查旺角、深水步等多 處地點,拘捕卅六名男女,事件揭發有人騙取信徒的香油錢及利用女教徒賣淫的肉金維生。


 該邪教組織被警方偵破的過程頗為戲劇性,最初前往報警的並非案中的受害女子,反而是兩名邪教男主 持,他們企圖利用警方介入,阻止受害女子的家人追究,虛報被人勒索,結果弄巧反拙。案中的女事主因與男友口角而被人誘騙入教,更被人安排賣淫,將所得的肉 金奉獻給教會,其十四歲的妹妹亦落入圈套,遭人迷姦後利用作為搖錢樹。該邪教「青龍教」的教主毛雲龍卅四歲,為運輸散工,他涉嫌向迷信無知婦孺灌輸「一九 九九年為世界末日」的消息,入教修道可令全家避過此末日的災劫,教友信以為真而為教會奉獻。毛曾被警方落案檢控,法庭將其判監兩年,但後來上訴得直推翻控 罪。


 另一個以女教徒為餌引人入教的邪教組織「天父的兒女」,一度活躍本港,引起警方關注,並將該邪教負 責人請離本港。「天父的兒女」(Children Of God),近年易名為「愛之家」(Family Of Love),一九六八年由美國人Moses David Berg創立。教徒稱他為Father David(大衛神父)。「天父的兒女」被視為一神秘教派,一度活躍於香港,其後匿居於澳門數年,八十年代又重現本港。


 一九七七至七八年期間,「天父的兒女」開始全球性的「釣魚傳道法」(Flirty Fishing),女教徒奉命以自己肉體為餌,以釣男人為神聖使命。一份「天父的兒女」內部資料顯示,單是其中一個月,全球女教徒曾釣過五千多名不同階層 的男人,女教徒更以此作比賽,選出與最多男人性交的「女漁夫」。一九七五年,「天父的兒女」亞洲區總舵主何先生奉派來港建立「天父的兒女」亞洲總部,高峰 期全港有逾萬信眾,當中不少是本地青年男女。


 「天父的兒女」教規荒淫,男女信徒可大被同眠,據聞新入教的女信徒需要遞交一幀全身裸照。該邪教全職傳道人超過一萬人,信徒數以十萬計。七五年進駐香港設立亞洲總部,在香港設有十多個「家」,信徒過千人。


 「天父的兒女」在港活動一度十分活躍,除了在維多利亞公園聚會,亦有派「傳教士」上門探訪一些公司及徵求筆友等。


 八一年,被指為異端邪教的「天父的兒女」,受到本港警方監視,包括何先生在內的多名教徒被請離境,其後該教將基地轉往澳門。


 八四年,他們捲土重來,主力吸納大學生入教。八五年,警方突擊「天父的兒女」分布全港的多個據點,該邪教多名成員再次被請離港。


資料:邪教的社會特徵


 縱觀不同邪教的種種作為,事實上有不少反人類、反社會、反科學的極端特徵和共通點。他們以一些聳人 聽聞的傳言「造神」,組成秘密龐大的組織,宣揚隔離社會的宗教生活,恐嚇批評者,令信徒與社會勢不兩立。誤入邪教的代價,便是失去意志自由、破壞家庭倫理 關係和招致經濟損失。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邪教是一群抗拒主流文化的「小派」。他們與既有的社會結構脫節,他們的價值觀、 世界觀和道德觀與傳統所認同的相異。雖然有些人會為他們辯護,說他們只是一群不為多數派接納,而遭受壓制的少數派。但問題並不是這樣簡單。正統的教派與人 數多寡並沒有太大的關係,釵h新興的邪教異端發展異常迅速,儼然成為大型的宗教組織。例如摩門教便有四百六十多萬的教友,守望台有二百二十多萬人。單從社 會的角度分析,仍然不能圓滿解釋為甚麼從一個相同的信仰傳統,會產生不同的門派;即使對同一傳統的不同解釋,不能就此輕易判斷哪一個是對,哪一個是錯。但 是邪教的一般社會特徵歸納起來,是有跡可尋的,它們包括:權威的領導人;反社會的行為模式;對領袖及所屬群體的絕對效忠;受迫害的意識;神秘而嚴密的內部 組織;獨斷的自我聲稱;排他主義;嚴格的紀律;對教友作思想的管制和操縱;強制的服務及傳教活動等。


 具有部分或全部上述特徵的教派,很可能是邪教,但不一定是異端,因為這些極端的社會行為,有時也會在一些信仰正統的教派中出現。


 一旦誤入邪教,其結果是後患無窮,由於沉迷邪說,令人失去意志、自由,容易產生幻覺、驚慌、精神分裂、罪咎感、懷疑自己的身份,最終導致難以跟人建立互相遷就、親密的關係,智力、幽默感減退,身體衰退、判斷力差,對家庭造成倫理關係破壞和經濟損失。

2001年1月11日 星期四

[2001-01-12] 防止邪教危害 維護正統信仰

[2001-01-12] 防止邪教危害 維護正統信仰


■傅鐵山主教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主席


 邪教,是一股蠶食人類靈魂、危害社會的邪惡勢力。當人類社會進入文明發達的二十一世紀的時候,邪教勢力不僅沒有消退的牦象,反而以種種形式,滋生蔓延。中國社會剛剛取締的「法輪大法」邪教組織,盜用氣左漲W義,蒙騙群眾,最後走向與社會公開對抗的道路。不論邪教的形式與類型多麼不同,但它們的實質特徵是共同的:都是以欺騙開始,以對抗社會告終;以打疬「救人」、「度人」的招牌開始,以危害社會、殘害生靈結束。


 透過大量的怵目驚心的事實,人們清楚地意識到:邪教不僅已發展成為主權國家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而且顯然也已構成對人類社會的共同威脅。


 千年之交,人類社會在帶疬科技進步的輝煌成果與和平民主的期望跨入二十一世紀的同時,各種仍在擴散毒素的邪教,也以醜陋的形象擠進了新世紀。與這種邪惡勢力的較量,仍然是新世紀人類社會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


 今天,我們從宗教的角度,揭露和認識邪教的醜惡面目,對喚醍群眾提防以「宗教」形式出現的各種邪教的危害,是十分有意義的。



邪教盜用宗教名義


 大量邪教組織,都曾打出「宗教」的旗號,或借用宗教的口號,招搖撞騙,擴充勢力。


 借重傳統宗教,以售其奸。一些邪教組織,最初在傳統宗教中寄生下來並滋長,傳播異端。美國邪教「人民聖殿教」教主瓊斯,原是一名基督教牧師,他先以一個「基督僕人」的形象,以「反種族歧視,關懷黑人、窮人」的宣教,感召了一大批社會底層的人,勢力由小到大,最後瓊斯當眾將《聖經》摔在地上,公開與基督教決裂。


 借用宗教術語,蠱惑人心。幾乎所有的邪教組織,都借用過正統宗教的信仰術語,並將其誇張和歪曲,為他的反社會目的服務。「被立王」、「呼喚派」等邪教組織大量歪曲借用《聖經》語言,蒙騙群眾。「法輪央v邪教搬用大量佛教用語,進行篡改,誤導信眾。世紀之交,世界大量的邪教組織都大肆編造「世界末日就要到來」、「大災大難即將降臨」等邪說,並以《聖經》、佛教經典為依據,將其中有關「末世審判」、「末法」等隻言片語摘出,隨意發揮,來印證他們的罪惡謠言。


 強拉合法宗教的大旗,大搞教主崇拜。世上形形色色的邪教組織的頭目,都擅長將自己打扮成合法宗教的神職人員,甚至以「救世主」的身份自居,迷惑信眾,搞個人崇拜。李洪志在搞法輪巨萵苳妒魽A就把自己的生日改成「佛誕日」,稱自己是「釋迦牟尼轉世」。並鼓吹自己童年由佛家全覺大師傳授獨傳修煉法門,八歲時「修煉圓滿」,「十二歲時,得道家奶牷v。


 邪教組織對正統宗教的利用往往都是在羽毛未豐的時候,目的顯而易見:一是為招徠信眾;二是為獲得合法地位;三是為實現邪惡的目標瞞天過海。一旦形成氣候,便立即獨樹旗幟,與社會公然對抗。



邪教危害正統信仰


 邪教組織隨疬它的勢力的膨脹,其社會惡性昭然若揭。這一點我們暫且不論,單就它對傳統宗教信仰的危害,就需要我們引起高度警覺。


 從古到今,凡是存在邪教的地方,正統的宗教信仰就受到嚴峻的挑戰。邪教對宗教身份與信仰理論的盜用,嚴重損害了宗教組織的形象,敗壞了宗教團體的名聲,玷污了正統宗教信仰的純潔性;同時,邪教以神秘主義為工具,將人們正常的信仰心理引向歧途,破壞了人們正常的信仰生活,嚴重毒化人們的心靈,將大批追求至善至美的善良民眾,變成了邪教教主敵視與報復社會的馴服工具。


 在邪教勢力猖獗橫行的時期和地方,那裏的正統信仰難以有效地貫徹和遵行,對於那些正統信仰根基不牢,或者抱疬不正確心態進入教會的信徒來說,面對邪教教主的鼓噪,真假難辨,良莠不分,很容易陷入邪教迷信的圈套中,不能自拔。


 中國天主教會對法輪巨萵赲梒揪犖A度一直是旗幟鮮明的,同它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當「法輪央v剛剛興起的時候,我們與佛教團體的朋友就注意到它的不正常的行為表現,支持佛教團體向有關部門表達對這個邪教的反對立場。當李洪志煽動法輪央u學員」圍攻政府機關,擾亂社會秩序,被我國政府堅決取締的時候,我們天主教界對政府的決定給予堅決的支持與擁護。



邪教與正統宗教信仰截然對立


 不管邪教怎樣利用宗教,但它與宗教的原則區別是顯而易見的,它與宗教的對立是截然分明的。


 (一)正常的宗教信仰尊重理性和科學,而邪教反對科學,大搞迷信


 我國的現存宗教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和伊斯蘭教,都尊重理性和科學,尊重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對人們有益於生活改善的創造性活動持積極支持的態度,並在理論上,堅持客觀的、勞動創造生活的原則,引導信徒以對天主(上帝、真主等)感恩的心,創造生活,建設文明與進步的社會。而邪教組織卻極力強化人們的迷信意識,製造人為的虛幻的「奇牦」,以神秘怪異的理論解釋世界,腐蝕信眾的心靈。


 (二)宗教講對神的崇拜,而邪教卻大肆推行對教主的個人崇拜


 已經被人類廣泛接受的世界性傳統宗教,都有對主宰人類萬物的「上帝」、「佛」、「真主」的崇拜,但這種「上帝」、「佛」和「真主」的觀念是嚴格限定的。而邪教組織卻將現世的人--教主美化為「神」,甚至「上帝」,對其進行迷信崇拜。無論是「人民聖殿教」的瓊斯,「大衛教」的考雷什,「奧姆真理教」的麻原彰晃,還是「法輪央v的李洪志,都讓信徒信奉他們是無所不能的「活上帝」、「活神仙」,是法力無邊的「神」,可操生殺予奪大權,把信徒變成絕對服從他們的奴隸。從而隨心所欲地控制和操縱信徒,以實現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


 (三)各宗教對社會採取的是積極接納和參與的態度,而邪教卻與整個社會為敵


 不論是天主教,還是佛教,現存的各種傳統世界宗教都對所在的社會採取包容接納和參與的積極態度,告誡信徒愛國守法,熱心公益,尊重合法政權。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都主張維護社會的穩定,引導信徒與其他同胞一起共同建設文明進步的社會。然而,邪教組織卻反其道而行之,邪教教主以自大狂和偏執狂的心態,將邪教組織置於社會甚至全人類的對立面,製造各種謠言,詆毀社會與當政者,鼓動信徒對抗自己的國家和社會,有些邪教頭子甚至明目張膽地宣稱要做「總統」,要「執政」。「法輪央v頭目李洪志就是在推行他的邪教進程中,逐漸走向政治的反動的。


 (四)各宗教倡導文明進步的社會倫理,而邪教組織卻敗壞社會,摧殘人性


 天、基、佛、道、伊五大宗教,都大力提倡優良的社會倫理,將純潔人心,淨化社會作為倫理建設的基本目標。但是,邪教組織卻置人類的基本倫理道德準則於不顧,為滿足邪教教主的個人私慾,恣意妄為,踐踏人倫,摧殘人性,甚至濫殺無辜,草菅人命。邪教「被立王」、「呼喚派」等邪教頭目姦淫婦女,無惡不作;「人民聖殿教」製造血腥屠殺,致死九百條人命,烏干達邪教屠殺一千四百多信徒。


 (五)各宗教堅持扶危濟困的傳統,而邪教組織卻敲詐勒索,聚斂錢財


 長期以來,宗教組織一直以樂善好施來體現自己的社會價值。然而,邪教組織卻無一例外地以聚斂錢財為目的,對信徒進行敲詐勒索,甚至將信徒的最後一個硬幣攫為己有。在邪教頭目的殘酷剝奪下,多少信徒由富變窮,甚至家破人亡。


 邪教所表現出來的一切惡性,都使它與傳統宗教水火不容,不共戴天。一切邪教,都把自己裝扮成「救世主」,具有很大的欺騙性。我們要揭露邪教的本質及其害人的方法,將它的虛偽性與社會惡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2000年11月6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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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國興










1924年首次發現的非洲南猿幼童頭骨化石,又稱為"塔恩幼兒"。

一個多世紀以來,人類起源于非洲還是亞洲,一直是古人類學家爭論不休的話題。近20年來,中國學者頻頻沖擊非洲起源論,但均因化石材料不足或沒有充分的說服力而敗下陣來。1997年,我國啟動了尋找200萬年和更早時期人類的"攀登項目",但迄今收獲甚微。其實,要挑戰非洲起源論,發現早于200萬年前的人類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國距今150─200萬年的古人類能站穩腳跟,更是當務之急。回顧百年來世界古人類化石發現與研究的歷史,更能看清中國在古人類研究方面的缺陷和要努力的方向。                 .


  




歐洲,特別是西歐,曾一度被認為是人類的發祥地




  自從達爾文創立生物進化論后,多數人相信人類是生物進化的產物,現代人和現代猿有著共同的祖先。但人類這一支系是何時、何地從共同祖先這一總干上分離開來的?什么是他分離開的標志?原始人類又是何時、何地轉化為真人的……




  對于這一系列的疑問,古人類學家一直在努力尋找正確的回答。多數古人類學家認為:真人是以制造工具為標志,真人出現以前的人類祖先,科學家們稱之為"前人"。直立是前人從人猿共祖主干上分離的形態學標志,他從主干分離的地區可謂人類最早的搖籃。真人不斷演化發展,最后成為現代人,同時形成現代不同的人種,這個進化過程完成的地區便是人類演化最后的搖籃。




  在探索人類起源時首先要確立一個前提,即人類是一個生物物種,他只能有一個祖先,不可能是多個祖先。不能說黑人有一個祖先,而白人又有另一個祖先。因為不同的物種之間雖能婚配,卻不能生育后代,只有同種能育。如果我們主張人類多祖論,就會在生物學上犯常識性的錯誤,現在已証實了人類多祖或多元論是違背科學常理的。




  人類從人猿主干上分離,究竟發生在哪一地區?是在非洲,然后走進亞洲,還是在亞洲?




  非洲是人類的搖籃首先是由達爾文提出來的。他在1871年出版的《人類起源與性的選擇》一書中作了大膽的推測。另一位進化論者黑格爾則在1863年發表的《自然創造史》一書中主張人類起源于南亞,還繪圖表示現今各人種由南亞中心向外遷移的途徑。此外,還有中亞說、北亞說以及歐洲說。由于人類的搖籃隨人類化石的不斷出土,而搖擺于各洲。




  歐洲,特別是西歐,曾一度被認為是人類的發祥地。從1823年到1925年就有116個個體,其中包括猿人階段的海德堡人。而新石器時代的人骨發現得更多,有236起。因此,人們打開地圖一看,歐洲布滿了古人類的遺址。而當時除了爪哇猿人外,在亞洲其他的區和非洲還沒有找到過古人類遺址。還有,最早發現的古猿化石也出土于歐洲,即1856年在法國發現的林猿化石。加上20世紀20年代"辟爾當人"的騙局喧囂一時(辟爾當人被有些學者看作是最早的人,甚至稱他為"曙人"。最后被揭露,所謂"曙人",原來是來將一個新石器時代的人頭骨和一個現代猿類的下頜骨湊合起來的假品),所以當時許多人認為人類起源的中心是在西歐。但隨著亞非兩地更多人類化石的發現,人類搖籃歐洲說才逐漸退出了舞台。




  




 "北京人"的發現不僅拯救了爪哇直立猿人,也使中亞起源說更加風靡一時




  1887年,荷蘭解剖學家杜布哇,抱著尋找早期人類化石遺骸的熱望,來到印尼的爪哇島,居然找到了原始人的化石。1890年,在一個名叫垂尼爾的地方,先是找到下頜殘片,次年又發現一具頭蓋骨,這就是著名的"爪哇人"第一號頭蓋骨。1892年,又在不遠處找到一根大腿骨。杜布哇研究了這些材料后,認為它們屬于同一個體,而且正是人們要尋找的人與猿之間的"缺環"。




  爪哇直立猿人的發現使南亞說為之一振。然而杜布哇的發現卻遭到許多人的反對,最強烈的反對來自教會。教會堅持說,人類的祖先應是亞當,怎么可能是猿人呢?




  1911年,古生物學家馬修在《氣候和演化》一書中,列舉種種理由鼓吹中亞高原是人類的搖籃。其理由,一是中亞因喜馬拉雅山的崛起,致使自然環境變得不適宜生存,但對動物演化來說,受刺激產生的反應最有益處,所以這些外界刺激可以促進人類的形成﹔二是哺乳動物的遷徙規律常常是最不進步的類型被排斥到散布中心之外,而最強盛的類型則留在發源地附近繼續發展,因此在離老家比較遠的地區反而能發現最原始的人類。當時發現的早期人類化石如海德堡人和爪哇直立猿人,與這一假說正好吻合。




  1927年,中國發現"北京人"化石,之后相繼發現了"北京人"制作和使用的工具以及用火遺跡,這一重大發現不僅拯救了爪哇直立猿人,也使中亞起源說更加風靡一時。




  1930年,美國古生物學家劉易斯在印巴交界處的西瓦立克山區找到一塊上頜碎塊,該標本從形態上看有些接近人的特點,他便借用印度一個神的名字"拉瑪" 把它命名為"拉瑪猿"。但由于當時他人微言輕,這一看法未被首肯。到了60年代,古生物學家皮爾賓姆和西蒙斯對林猿類26個屬50多個種作綜合研究時,注意到拉瑪猿形態上的似人特點,認為它可能是人類這一支系的祖先類型,并將它從猿科中轉到人科中,人類起源南亞說再度興起。然而隨著非洲早期人類化石和文化遺物的大量涌現,使人類起源非洲說重新嶄露頭角。




  在達爾文推測人類起源于非洲時,當時少見化石証據。這種情況在20世紀20年代發生了改變。在南非盛產金鋼石的小城金伯利附近,有一個名叫塔恩的地方,那里有許多采石場,在采石時經常發現哺乳動物化石。1924年曾發現一具幼年猿類頭骨,后經解剖學教授達特的研究,認為它人形態介于人和猿之間,遂將其命名為"非洲南猿"。1936年,在德蘭士瓦地區斯特克方丹采石場發現一個成年個體的南猿化石,次年又在一名叫克羅姆特萊伊采石場找到完整的南猿下頜骨和頭骨碎片,南猿逐漸引起學朮界的認同和重視。但就它是"最接近猿的人"還是"最接近人的猿",學朮界仍有爭議。解決爭議的關鍵是南猿能否制造工具。雖然人們曾在發現南猿化石的洞穴和裂隙中找到了石器,但同時還有進步類型的人化石伴生,因此南猿是否是工具的制造者很難取得一致意見。此外,由于南猿化石出土層位不清,故南猿確切的生存年代還一時無法搞清。




  正當人們左右徘徊時,東非的化石發現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新的契機。從1931年起,英國考古學家路易斯﹒利基就在東非大裂谷的一個名叫奧爾杜威峽谷的分支部分進行發掘,找到了不少非常原始的石器。它們是用河卵石或礫石簡單打制成的,年代是更新世早期。誰是這些工具的主人呢?利基夫婦在這里搜索了20多年,終于在1959 年7月的一天發現了一具南猿頭骨。它比南非粗壯南猿還要粗壯,學名為"鮑氏南猿",一般稱其為"東非人"。通過種種理化測年法測得他的生存年代為距今 170萬年。




  




  據目前所擁有的化石材料而言,人類的發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別是東非地區




  "東非人"及"能人"的發現,不僅揭開了東非地區一系列重要發現的序幕,而且將作為"缺環"代表的南猿,由"最接近人的猿",一下躍升為"最接近猿的人"或"人類的先驅者。"以利基夫婦為代表的一批學者據此認為人類起源于非洲。




  進入70年代,世界范圍內古人類學的重要發現和研究獲得了長足的進展。首先是在巴基斯坦波特瓦高原,之后又在匈牙利、土耳其、希臘、肯尼亞和我國發現了大量的古猿化石。雖然它們名稱不一,但基本可分為大小兩種類型,大的屬西瓦猿型,小的為拉瑪猿型,而且往往兩者并存。經過各方專家的比較研究,發現它們并非不同的種屬,而是雌雄個體而已。既然拉瑪猿并不是一個獨立的種屬,焉有人類祖先之說?人類的直系祖先曾一度因"拉瑪猿"而明朗過,現在又迷茫了。




  但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為人們了解自身起源的奧秘打開了一條新的途徑。分子生物學,特別是分子人類學的發展,不僅從微觀分子水平上展示了人與其他靈長動物,特別與大猿類密切的血緣關系,而且依據遺傳物質的變異度,可以推算出它們分化的大致時間跨度。原先認為人和猿分離的時間大約為距今2000─2500 萬年間,而通過分子生物學方法的推算,只在距今400─500萬年間!




  鑒于此,新的人類演化概念產生了,由此也決定了探索人類的發祥地不能再依據舊說行事。由于非洲大量涌現的南猿和早期人屬化石,人類早期階段的復雜圖景終于開始清晰地展現在人們面前。




  自1924年找到首個幼年南猿頭骨以來的70余年,在非洲有不下20個地點發現了最早階段的人類化石。1974年,由美國古人類學家約翰遜領導的多國考察隊,在埃塞俄比亞的阿法地區發現了一具保存40%遺骸的被稱為"露西少女"南猿骨架,其生存年代超過300萬年,以后被訂名為"阿法南猿"。在阿法地區還曾發現一處埋有13個阿法南猿個體的骨骸,它提供了早期人類群居的証據,為此有人將之稱為人類的"第一家庭"。




  90年代,非洲的古人類化石重要發現接連不斷。1992年,在埃塞俄比亞的阿拉米斯發現距今440萬年的南猿化石,最初被命名為"始祖南猿",經過進一步發掘與研究,更名為 "始祖地棲猿"。1996年,來自13個國家40多位科學家組成的考察隊在阿法盆地的中阿瓦什地區,找到了距今250萬年的南猿化石。由于它在形態上混雜著接近人和許多不同類型南猿的特點,被認為是連接阿法南猿和早期人屬之間的一個新種代表,被訂名為"驚奇南猿"。在肯尼亞圖爾卡納湖東岸的庫比福拉地點,則相繼發現了阿法南猿、鮑氏南猿,"能人",以及曾被叫做"1470號人"的頭骨化石。后者最后被訂名為"盧道爾夫人",距今年代為190萬年,并被認為是人屬中的最早成員﹔在湖西岸,1985年曾發現有一具距今250萬年的頭骨,被命名為"埃塞俄比亞南猿",他是粗壯型南猿的祖先﹔1995年在西岸的卡那坡地點發現的距今410萬年的原始類型南猿化石,被命名為"湖濱南猿"。令人矚目的是,它們的下肢骨顯示出直立行走的特點,而上肢骨卻仍保留著上攀援的特點。這表明分子生物學所推測的距今500萬年人與猿分道揚鑣可能是對的。




  據目前所擁有的化石材料而言,人類的發祥地很可能在非洲,特別是東非地區。




  




  大概在距今200萬年至180萬年左右,非洲的"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進入亞洲和歐洲




  早在1907年發現的海德堡人,曾一度被視作歐洲的猿人或是向尼安德特人過渡的類型。1994─1996年,在西班牙北部阿塔普卡地區,發現了80多件人類化石,古地磁年代測定為距今78萬年以上,被認為是海德堡人的祖先。而在之前的1991年9月,在格魯吉亞東南邊境一個名叫德瑪尼西的地方,發現了一具保存完整齒列的下頜骨,形態呈直立人型。以后又發現比較完整的頭蓋骨化石。據古地磁年代測定為距今180萬年,故德瑪尼西人被認為是非洲以外已發現的年代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之一,也是迄今歐洲最早的人化石。




  以色列出土的尼人類型的古人類化石也很著名,最近又以早期石制品引人注目。在以色列境內有一條約旦河谷,是東非大裂谷的北延部分,1959年在這里發現烏貝蒂亞舊石器時代遺址。從該地上新世至早更新世地層中出土了大量哺乳動物化石和石制器,據古地磁法測得距今年代約在150萬至100萬年間。有些學者認為這個遺址是非洲之外最早的直立人文化遺址之一,它的主人可能是剛從"能人"演化而來的早期直立人。




  我國在近半個世紀也發現了大量有關人類演化的化石材料。自50年代在云南開遠發現古猿以來,70年代和80年代在云南祿丰和元謀又相繼發現古猿化石,可分大小兩種類型。有些學者認為大型者可謂西瓦猿型,小型者屬拉瑪猿型。拉瑪猿作為人類遠祖的論點其時在我國正風行一時,所以有的學者認為人類遠祖已在中國找到,便將小型古猿命名為"中國古猿",以表達人類起源于中國的美好愿望。然而隨著科學界對拉瑪猿屬性認識的變更,國內有些學者將云南不同地區的古猿歸屬到一個新屬,即祿丰猿屬之內。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它們只是云南西瓦猿中不同的亞種。




  60年代,陝西蘭田公主嶺和云南元謀大那烏發現了直立人類型的蘭田人和元謀人,他們距今年代超出100萬年,后者甚至達到170萬年,成為目前已知中國境內最早的人化石。但遺憾的是,元謀人化石目前僅限于2枚上內側門齒,以及年代稍晚的一段脛骨,而在非洲發現的年代大致相同的卻有完整的骨架。雖然曾經有人將湖北建始地區發現的几顆化石牙齒看作是與南猿類型接近的材料,但因材料太少未獲得學朮界的承認。1989年在湖北鄖縣找到2具原始人頭骨化石,一開始又將其歸于南猿之列,修理后發現乃屬直立人型。1980年在安徽和縣及1993年在江蘇南京也發現了直立人型頭骨化石。雖然對于它們的年代說法很多,但均未超出 50萬年。




  自1985年起,在四川巫山縣龍骨坡出土了一批早更新世哺乳動物化石,其中包含像人的1枚門齒和一段下頜殘塊,同時還宣稱出土了有人工痕跡的石制品。一開始它們被部分學者鑒定為直立人型,后來國外學者介入,認為與直立人形態差異大,而與非洲的"能人"和"匠人"相近,并進一步測定了其年代為距今180萬年以上,甚至超過200萬年。




  進入90年代,非洲出土大量早期人化石,并且這些化石構成了一個相當完整的演化體系,而亞洲地區出土的化石很難與它相提并論。相較而言,非洲似更有條件作為人類的發祥地。古人類學的研究還表明:能人/盧道爾夫人具有較大的軀體和較重的腦量,故具有較強的體能和較高的智能,不僅已能制造工具,很可能還有較緊密的群體關系。加上新世時期古氣候的變化,引起生態環境的變化和哺乳動物的遷移,由此帶動了古人類群的遷徙。這些研究成果在90年代后期匯成"走出非洲"的假說。部分學者提出:大概在距今200萬年至180萬年左右,非洲的 "能人",甚至"匠人",走出非洲進入亞洲和歐洲。以色列的烏貝蒂亞、格魯吉亞的德瑪尼西、巴基斯坦的伯比山以及我國的"巫山人"諸遺址,均被看作是早期人類遷徙途中的遺跡。以后,非洲的能人/盧道爾夫人演化為匠人,而在亞洲則演化直立人。也有人構想出另一種過程,即非洲早期人類首先遷徙到亞洲,演化為直立人后,又返回到非洲,并遷徙到歐洲。不過"走出非洲"尚有另層意思,即現代類型的智人也是由非洲的智人遷移到各洲去的,時間大約在距今10多萬年前,即所謂"夏娃說"。




  




   發現早于200萬年前的人類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國距今150─200萬年的古人類能站穩腳跟,更是當務之急




  20世紀80年代,我國有些學者在發掘和研究元謀西猿時,認為在元謀盆地小河地區豹子洞篝發現的古猿伴有石器。能制作石器,豈不是人?故將之訂名為"東方人",并將其生存年代定在距今250萬年前。而在同一地區的蝴蝶梁子發現的一具幼年頭骨,鑒定為拉瑪猿型,認為是人類的祖先,后來宣稱在地層中也找到了 "石器",將之更名為"蝴蝶人",其生存年代定為距今400多萬年前,并進而構筑了"開遠拉瑪猿"──"祿丰拉瑪猿"──"蝴蝶拉瑪猿"(或"蝴蝶人")──"東方人"──元謀猿人──昭通人(智人的早期代表)──西疇人、麗江人(智人的晚期代表)等相當完整的系列。鑒于此,有人提出滇中高原及其鄰區是人類起源的關鍵地區。但遺憾的是,早在70年代后期,學朮界已拋棄拉瑪猿是人類遠祖的觀點。后經研究,所謂"蝴蝶人"的"石器"原來是天然石塊﹔而 "東方人"的石器,后來被証明是地表上揀來的,而且時代甚晚。




  1997年,我國啟動了尋找200萬年和更早時期人類的"攀登項目",投入了不小力量,但迄今收獲甚微。后來在安徽繁昌發現了距今200─240萬年的石制品和骨器,發現物出自早更新世裂隙堆積中。但那到底是不是人工制品在學朮界曾引起很大爭議。此外,光有石器還遠遠不夠,它只是間接証據,關鍵是找到人化石。




  1999年在河北蔚縣上新世地層中找到了一件距今300萬年的石器,這遠遠超過了非洲發現的不超出260萬年的界限,并認為這是對人類非洲起源論的一次挑戰。但該標本發現于1990年,事隔9年后才公布于世令人費解。




  中國學者要挑戰非洲起源論,就必須找出更多的早期人類化石。發現早于200萬年前的人類化石固然重要,但要使我國距今150─200萬年的古人類能站穩腳跟更是當務之急。就連目前所認定的我國最早的元謀人化石,國內外有些學者認為其距今只有60萬年!我們必須找到更早時期的人類化石,而且這些化石能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使得非洲材料從屬于這個體系才行。我國的古環境條件不算太差,既然已發現了丰富的中新世和上新世的古猿化石,這樣的生存環境同樣適合早期人類生存。我們并不完全排除人類起源亞洲的潛在可能性,但僅有設想和沖刺的良好愿望是遠遠不夠的。具有說服力的化石材料才最具科學性。



《生活時報》 2000年11月07日